导读：8月29日，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CCFYOCSEF）邀请科技界、出版界专家，探讨中文期刊的发展问题。中国学者每篇论文中只有7篇发表在中文期刊上，此外，中国的SCI期刊数量也与中文SCI论文发展不匹配，中文期刊越来越滞后于中国论文的发展。多种SCI期刊中，中文期刊只有种。本文作者认为，一方面部分中文期刊把关不严，另一方面，“SCI”为中心的评价体系，存在对中文学术期刊的制度性歧视，影响了中文期刊的发展。
为破除论文“SCI至上”，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教育部、科技部于2月18日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意见中指出要“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并且要“推动高等学院回归学术初心、净化学习风气、优化学术生态”。
但是该意见也没有将“SCI”、“影响因子”等过去的学术评价指标一棍子打死，而是提出应“准确理解SCI论文及相关指标”、“深刻认识论文‘SCI至上’的影响”。
随后的2月23日，科技部印发了《关于破除科技论文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写）》通知，明确要求破除“唯论文”论不良导向，打造中国高质量的科技期刊。对于基础研究类的论文，通知中提出将实行代表作制度。
从这些迹象看，今后官方在评价学者的学术成就时无疑将淡化学术论文，尤其是论文篇数所占的比重。
申请年度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学者可能已经发现，往年要很费劲填写的“论文收录与被引用情况统计表”消失了。虽然之前已经有了一些预兆，但这一改变还是让部分学者大呼意外。
今后申请上述重要项目不需要再填这张表
“SCI”和“影响因子”过去为何能主导学术评价指标
和官方的态度相呼应的是，知名的学术圈媒体人也表达了强烈的支持。以笔者看来攻之最力的是上海交大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研究院首任院长江晓原的《“SCI”神话早该破了》和中国科大的副研究员著名科普作者袁岚峰的《得鱼忘筌：SCI评价体系的兴衰》的两篇文章。
江晓原的文章挑明了几个事实：
虽然长期以来能否入选“SCIE”被视作是否是好的学术期刊的评判标准，“影响因子”被视作学术期刊好坏的衡量，“被引用量”被视为论文好坏的标志。但是“SCIE”其实是私人商业机构评选出来的，而影响因子和被引用量可以通过期刊编辑和学者共同运作出来。
而袁岚峰的文章则是从科学的本质与SCI式的指标不相容的观点出发批驳过去以“SCI”论文为核心的学术评价体系。例如越大的科技创新，越不容易短期内获得大家的认可，这样的文章在引用上非常吃亏。又如为了冲ESI学科业绩，行政命令学者投跨专业期刊。还有就是科学创新无法计划，如果一个考评周期是三年，那对需要五六年研究的课题来说很不公平。
这些问题，过去大家也知道，但是在学术考评“SCI至上”的大背景下，大家没有这样公开的密集的提出来。当相关部门开始整治“SCI至上”这一导向时，很多学者顺势就把过去没说的话提了出来。
但是这些讨论并没有说明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SCI”等一批上面提到的指标为什么会成为学术评价的主导指标？
不得不遗憾的说，这一现象还是过去我们的一些工作没能做好造成的。简单的说就是两点，一是学术把关还不够严，二是学术期刊宣传太被动。
“SCIE”确实是一直以来都是私营机构搞的一个学术期刊动态列表数据库（经过几次转卖，现在的所有者是科睿唯安），虽然不是很完美，但是大体尊重了“庸者下，能者上”的规则，有时甚至会显得相当严厉。例如去年11月1日科睿唯安因为自引论文多将《皇家学会哲学会刊:B》移出SCIE期刊数据库。要知道《皇家学会哲学会刊:B》不仅影响因子高达6，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学术刊物之一，著名的科学家牛顿也在上面发表过很多论文。
而国内的学术期刊虽然主要是依靠有政府背景的科研基金赞助为生，“中文核心期刊”考评机构更是彻底非营利性的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结果怎么样呢？
除非一份期刊连续多年不择手段的频繁进行学术不端，只要主编不是人浮于事，极少会有选入“中文核心期刊”后的期刊被除名。
摘自“导师的崇高感”事件中赞美导师和师娘的论文图表
就在今年一月份，在《冰川冻土》发论文赞扬“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以及《银行家》主编的儿子从十岁起就在其父主编的学术期刊刊登散文诗歌都曾引起过舆论的广泛